3502万,这个数字曾经让很多人心里一紧。按年度统计口径,2020年年底,全国男性人口为72357万人,女性人口为68855万人,两者相差3502万。 “光棍危机”这个说法,也因此被讨论了很久。到了2026年,答案揭晓了。 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22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,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,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,占51.03%;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,占48.97%,总人口性别比104.21,男性比女性多2899万。 缺口缩小了600多万。2899万是什么概念?大约相当于三个希腊或四个中国香港的人口。 如果把这些“多出来”的男性单独组成一个国家,放进全球人口排名,也能排到前五十名左右。不过,真正让人意外的不是缺口变小了,而是它变小的方式。 细看数据会发现,这几年女性总数几乎没怎么变,差距缩小主要来自男性人口的减少。年末数据也证实了这个趋势:2025年末,男性人口71685万人,女性人口68804万人,总人口性别比为104.19,差距进一步收窄到2881万。 换句话说,缺口不是从人口金字塔的“底座”补上的,更多是从“塔尖”磨平的。女性寿命更长,老年人口中女性占比越来越高,总量上的差距就被稀释了。 要理解这一点,得先弄清楚一件事:男多女少从来不是平均分布在各个年龄段的。很多人以为每个年龄段都是男多女少,其实不是。 失衡主要集中在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,特别是90后、00后中的部分年龄段。在自然状态下,人类出生性别比通常是每100名女婴对应104到106名男婴,这是全球人口学研究公认的正常范围。 但我国有些年份远远超出了这个水平。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约为108.5,1990年升到111以上,2000年达到116.9,2004年前后达到历史最高,部分省份甚至超过120。 这意味着,本该出生100个女孩,实际可能只出生了80多个。这些没有出生的女孩,几十年后就成了人口统计里的缺口。 所以,总数看起来好转了,并不代表婚育年龄段的处境也同步改善。这个年龄段的人口结构,几十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。 那为什么偏偏是80年代以后?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“过去的人更喜欢生儿子”,但这只说对了一半。 重男轻女并不是我国独有的,亚洲许多国家都有过类似观念,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出现过这么严重的出生性别失衡。答案在于几股力量的叠加。 最底层的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生育观念。农业社会里,孩子不只是家庭成员,也是一种生产资料。 男孩意味着更强的体力,能下地耕种、搞运输、干重活。传统社会长期实行父系继承,姓氏、土地和宗族关系都沿着男性血缘传递,“传宗接代”的观念由此深入人心。 更现实的是养老问题。在现代养老金体系建立之前,农村老人的晚年主要靠家庭支撑。 “养儿防老”不是什么抽象的文化,而是建立在当时经济现实之上的生存策略。但光有偏好,问题不一定严重。 过去一个家庭可能有四五个孩子,前几个是女孩,继续生下去,总有机会生到男孩。转折出现在1980年前后。 当时全国人口已经接近10亿,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越来越明显,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,计划生育政策开始逐步推行。家庭的关注点随之改变:从“生几个”变成了“有限的几个孩子里有没有儿子”。 生育数量受到限制以后,对孩子性别的在意反而被放大了。 再往上叠加的,是技术。 人口学家约翰·邦加茨曾指出,在儿子偏好强烈的社会里,一旦安全有效又便宜的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技术普及开来,选择性生育就有了可能。80年代末到90年代,B超检查逐渐普及,鉴别胎儿性别的能力迅速提高。 尽管我国法律长期明确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,也禁止选择性终止妊娠,但部分地区仍然出现了违法鉴定和选择性生育。可以说,观念提供了需求,技术提供了手段。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2年的报告也总结过类似规律: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,往往发生在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,即明显的儿子偏好、能获得胎儿性别鉴定技术、家庭生育数量持续下降。地区差异又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切。 2021年一项针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研究显示,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。失衡最严重的地方,往往宗族文化较强、农村人口占比较高、养老保障相对薄弱。 好在出生端的性别比确实在回落。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4年前后的121左右一路下降,2020年降到111左右。 国家卫健委2026年8月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,202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.5,同比下降0.2。城市化率提高、社保覆盖面扩大、女性受教育水平和收入上升、养老方式变化,这些因素都在一点点削弱“非要生儿子”的念头。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,111.5仍然高于自然区间。回落是真的,速度慢也是真的。 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,按这个比例粗略推算,男婴仍比女婴多出四十多万。比起男女比例,另一组